研究进展|东盟城市形态中心分散与功能中心集聚?FDI与产业园区的阶段性作用

发布人:吴雨阳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中心城市区域逐渐成为理解城市空间组织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议题。形态多中心与功能多中心是认识多中心城市区域的重要维度,二者的空间协调程度对城市空间组织与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然而,既有研究对形态中心和功能中心的认识仍主要沿两类对象分别展开,对二者空间关系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现有分析也主要停留在整体趋势或定性判断,对空间关系类型及其发展阶段差异的系统识别仍相对有限。进一步而言,自然地理、历史路径、交通基础设施、FDI和产业园区等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形态—功能关系,以及这些作用是否具有非线性、阈值效应、交互作用和发展阶段异质性,仍有待深入揭示。

      作为全球南方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合作平台,东盟正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持续深化与全球生产网络加快重组的重要阶段。RCEP的持续推进以及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的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进一步增强了东盟对跨国资本和制造业的吸引。随着跨国资本和制造业持续集聚,东盟城市空间也在经历快速城市空间重构。更为关键的是,在区域一体化深化与全球产业重组的进程,东盟城市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从而为比较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形态—功能空间关系及其影响机制提供了较好的经验条件。

二、研究问题

      本文依据城市GDP水平,将东盟城市划分为低、中、高经济发展阶段,并以此作为跨阶段比较的分析基础。本文试图回答的研究问题是:低、中、高经济发展阶段下,东盟城市的形态中心与功能中心呈现怎样的多维特征和空间关系?影响这些空间关系的因素又具有怎样的持续性与阶段性作用?具体地:

      第一,在低、中、高经济发展阶段,东盟城市形态中心与功能中心呈现怎样的多维特征?

      两类中心在数量、集聚程度和空间分布方面分别呈现怎样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哪些共性与差异?

      第二,在低、中、高经济发展阶段,东盟城市形态中心与功能中心呈现怎样的空间关系?

      二者之间形成哪些空间关系类型,不同类型在各经济发展阶段呈现怎样的分布差异?

      第三,不同影响因素对形态—功能空间关系的作用呈现怎样的持续性与阶段性?

      哪些因素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持续发挥影响,哪些因素的作用则随发展阶段发生变化?这种持续性与阶段性又如何体现于因素的重要性、阈值及交互作用之中?

三、研究发现

      1. 东盟城市呈现形态中心分散与功能中心集聚的非对称格局

      总体来看,东盟城市的形态中心呈现多中心和分散化特征,功能中心则表现出单中心和集中化倾向。分阶段比较显示,形态中心的数量由低发展阶段的相对有限逐步增加,并在中、高发展阶段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多中心特征。功能中心的数量总体较少,阶段间变化也相对平缓,但其空间组织随发展阶段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变化。低发展阶段的功能中心数量较少且相对分散,中等发展阶段的数量和空间集聚均有所增强,高发展阶段则进一步表现出核心强化与外围扩散并存的特征。总体来看,功能中心在不同发展阶段均具有更强的集聚效应和更为明显的规模等级,而形态中心的规模分布相对更加均衡。

图1 形态中心与功能中心数量的箱线图

图2 形态中心与功能中心集聚程度的箱线图

      两类中心在数量和集聚特征上存在阶段差异,但其空间分布却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形态中心主要分布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港口及其腹地。功能中心同样与港口和交通走廊具有较强的空间联系。沿海城市的功能中心主要依托港口腹地和区域交通走廊分布,内陆城市则更多围绕行政中心或交通节点形成。

图3 2000—2024年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东盟城市形态中心的空间分布

      论文进一步从全球化进程与地方制度情境的共同作用解释这种“形态分散—功能集中”的非对称格局。形态中心的分散与东盟城市建成空间的碎片化外向扩展密切相关,而交通发展、FDI和产业园区的共同作用进一步强化了该空间扩展特征。功能中心的集中则与历史形成的空间结构以及经济活动向有限优势节点集聚有关。随着经济发展推进,外向型资本和产业园区更加集中于具有既有发展优势的节点。由此,功能中心的集聚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这种非对称格局表明在东盟城市快速空间重构过程中,物质空间扩展与经济功能重组并未呈现完全同步的空间过程。

      2. 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差异化的形态—功能关系组合

      形态中心与功能中心整体呈正向空间相关,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城市的空间关系表现出明显异质性。论文识别出四类关系,分别表现为物质空间建设与功能配置同步协调、二者均处于较低水平、功能配置先于物质空间建设,以及物质空间建设相对领先而功能配置滞后。进一步分析可知,前两类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总体较为稳定,而阶段变化更多集中于后两类关系。功能配置相对先行的关系主要分布于低、中等发展阶段,物质空间建设相对领先而功能配置滞后的关系则更多集中于较高发展阶段。由此,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形态—功能关系差异更多体现为物质空间建设与功能配置相对先后关系的变化。

图4 形态中心与功能中心空间关系的分布

      论文进一步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资源配置约束的变化来解释该特征。经济发展初期,要素投入与规模扩张推动经济资源向核心地区集聚,而地形破碎与交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要素流动。因此,该阶段的形态—功能关系主要受到基础空间条件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进入中等阶段,部分社会经济活动逐步向外扩展。次级中心能否形成持续的发展能力,取决于其市场规模以及经济活动集聚所形成的累积效应是否足以支撑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FDI和产业园区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其与既有城市空间和地方产业基础能否有效衔接,也更明显地影响物质空间建设与功能配置之间的协调。进入较高发展阶段后,随着城市空间组织由主中心发展进一步转向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市场与资本机制在要素布局优化中的作用更加突出。由此,不同发展阶段所对应的形态—功能关系差异反映了资源配置约束由要素流动逐步转向更大尺度要素优化的过程。

      3. 不同因素对形态—功能关系的作用呈现持续性与阶段性差异

      影响因素呈现跨阶段持续作用与阶段性变化并存的特征。地形破碎度、交通基础设施和历史路径在各经济发展阶段均保持较高的重要性。地形破碎度和交通基础设施的阈值总体较为稳定,三类因素相关的交互作用也表现出较强的跨阶段延续性。相较之下,FDI和产业园区呈现出更明显的阶段变化。二者的重要性在中、高发展阶段逐步增强,阈值总体随经济发展阶段提高。其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主要在中、高发展阶段更加突出。进一步比较不同形态—功能关系类型可以发现,较高发展阶段的影响因素还呈现出更明显的类型差异。地形破碎度和交通基础设施在LH型中持续具有较强影响,产业园区在HL型中的重要性则进一步上升。

图5 影响因素重要性排序

      论文进一步将这种差异与各类因素发挥作用所依赖的空间和发展条件联系起来。地形破碎度、交通基础设施和历史路径分别与自然空间约束、要素流动条件和既有空间结构密切相关。这些条件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也为上述因素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持续发挥影响提供了相应解释。相较而言,FDI和产业园区的作用更依赖既有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论文讨论指出,二者对形态—功能关系的影响与地方产业基础和区域市场规模等结构条件密切相关。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进一步表明,FDI和产业园区的作用还与既有交通条件和历史空间结构相联系。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城市经济发展条件及其相互关系也有所变化。因此,FDI和产业园区表现出更明显的阶段差异。总体来看,不同因素发挥作用所依赖的空间和发展条件存在差异,从而进一步体现为不同程度的跨阶段延续性、情境依赖和时间异质性。

      四、研究贡献

      1. 从线性独立解释进一步推进到多因素非线性机制

      既有研究多将不同影响因素视为线性且相互独立的作用,对因素之间的非线性联系及其随发展阶段的变化关注相对有限。本文进一步将非线性、阈值效应和交互作用纳入统一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时间特征。地形破碎度、交通基础设施和历史路径具有较强的跨阶段延续性,FDI和产业园区则在中、高发展阶段表现出更明显的阶段变化。特别是FDI和产业园区,其作用还受到地方产业基础和区域市场规模等条件的影响。这些发现进一步表明,形态—功能空间关系具有多因素非线性特征,其影响机制呈现出情境依赖和时间异质性。

      2. 以经济发展阶段为动态视角拓展全球南方城市的跨国经验

      既有研究多基于特定地区或特定时点考察形态中心与功能中心,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系统比较仍相对不足。本文结合城市生命有机体理论,将经济发展阶段作为动态分析视角,对东盟338个城市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发现,两类中心的数量、集聚特征和空间关系具有明显的发展阶段差异,其空间分布表现出一定的跨阶段共性。东盟城市还呈现出形态中心相对分散、功能中心相对集中的非对称格局。该特征与既有欧美及中国城市研究中两类中心均表现出较强多中心性的经验有所不同。因此,东盟案例不仅补充了全球南方城市形态—功能关系的跨国经验证据,也表明理解城市空间异质性需要进一步关注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区域情境。

      3. 构建面向发展阶段与空间关系类型的差异化政策矩阵

      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主要资源配置约束具有明显差异。经济发展初期的主要问题在于地形破碎和交通条件对要素流动的限制。进入中等发展阶段后,资源配置的重点逐步转向FDI、产业园区与物质空间建设和功能配置之间的协调。较高发展阶段则更加关注市场和资本机制作用下更大范围的要素布局优化。基于城市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本文进一步结合不同形态—功能空间关系类型构建了差异化政策矩阵。该矩阵将发展阶段、空间关系类型与主要资源配置约束联系起来,从而为不同城市识别相应的治理重点提供分析依据。

      五、未来研究

      总体来看,本文从形态中心与功能中心的空间关系出发,揭示了东盟城市形态中心相对分散而功能中心相对集中的非对称格局。已有研究表明,形态—功能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呈现明显差异,其影响因素也具有不同的时间特征。地形破碎度、交通基础设施和历史路径表现出较强的跨阶段延续性。FDI和产业园区则在中、高发展阶段呈现出更明显的阶段变化。进一步分析显示,FDI和产业园区的作用与地方产业基础、区域市场规模及既有空间结构密切相关。

      上述认识建立在东盟十国长期跨国比较和就业数据识别的基础之上,研究范围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本文基于就业数据识别功能中心,但所识别的功能中心主要反映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网络化功能联系及复杂城市功能组合的刻画仍相对有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整合POI、道路网络和人口流动等多源数据,对功能中心的识别结果进行交叉验证。在此基础上,可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东盟巨型城市区域开展案例研究,并结合多尺度分析进一步探讨形态—功能空间错配的形成机制。

      六、论文信息

      论文引用:Li, G., & Liang, Y. (2026). Determinants of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enters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338 ASEAN cities. Citie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26.107511

      论文分享链接(Elsevier Share Link):https://authors.elsevier.com/a/1ngiWy5jP0ZQ8